对中国教育领域来说,2019年是新政迭出的一年:从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,多项重磅政策出台,牵引着各个教育领域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。民办教育在全国范围的收紧,让该领域在资本市场“提前入冬”。
始于2018年11月的学前教育新政在2019年引发后续跌宕。在政策强势推力下,学前教育从以民办幼儿园为主体,到以发展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为主的发展路径基本明晰。不过,新政的落实和执行,给地方政府带来不小挑战。江苏徐州丰县“小区配套园”被强制收归公办的风波,便凸显了地方强政下,学前教育“公”与“民”的重重矛盾。(参见:丰县样本:移交小区幼儿园)
整体看来,各地学前教育正经历“大洗牌”。以民办教育繁荣的深圳为例:为落实国务院部署,深圳政府发文规定,将公办幼儿园比例提升到50%、普惠园覆盖率达到80%以上。上百所民办幼儿园面临被收回公办的命运,民间投资办学的信心和热情已被大大削减。(参见:深圳民办幼儿园退潮)
“公办为主、普惠为本”的路径最终能否带来满意的公益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,很大程度取决于财政投入的脚步能否跟上。而目前的学前教育财政,正面临投入不足和投入不公的双重考验。(参见: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瓶颈)
政策紧缩下,社会资本谨慎进入幼儿园市场。美股上市公司红黄蓝在内的幼教集团在国内的扩张之路受阻,不少幼教品牌不再直接投资园所经营,转身离场或围绕教育服务转型。当民间资本转向,幼儿园的园所经营“主力军”变成政府和中小型的单体投资者后,服务能力备受质疑。(参见:红黄蓝转型?学前教育投资浮现新趋势)
民办幼儿园资本退潮之时,国务院发布一纸新规,0至3岁托幼阶段规范政策落地,托育正式告别无人监管时代(参见:0-3托幼政策出台 补贴及机构准入标准尚待落地)。此后,两份更为细化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重磅出台,新政对托育机构的进入门槛和从业人员学历标准再次放宽。(参见:托育机构设置标准放宽 正式文件步子更大)。
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信号日渐明显,但业内对托育这片新兴蓝海心存担忧:托育机构未来是否会步学前教育新政“后尘”,先鼓励扩量,却难以登陆资本市场?在政府补贴机制和支持力度尚不明晰之时,投资者对托育领域更加谨慎。(参见:拓荒0-3岁托育;托育机构投资再传利好信号,社会资本谨慎乐观)
民办校招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也开始受限。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,引发港股教育股的集体跳水。“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”、“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引进、使用境外教材”两项规定,被业内人士视为民办教育在全国范围的收紧。(参见:分析|民办校秋风起 深化教改新政打开哪些变局)靠优质生源的“民强公弱”的格局或面临重组。(参见:记者手记|南昌市“公民同招”后,民办初中学费大涨)
大规模的“减负”行动仍在全国延续。截至11月,全国19省份中小学生减负方案出炉,但这场行动却遭到部分省市家长抵制,反映中国家长们对国内巨大升学压力的担忧不减。如果不回到应试教育改革本身,“一刀切”的减负令只是治标不治本。(参见:教育部建议各省政府支持减负令 部分家长认为“减负有害”)
应试体制能否被撼动?意图以“综合评价、多元录取、招考分离”倒逼教育系统性制度变革的新新高考改革受阻。第三批新高考改革试点省份从原定的18个锐减到8个,选考方案从“3+3”改为“3+1+2”,强化“物化”和“政史”等固定科目。选考科目锐减的或意味着新试点重回“文理分科”的老路,这恰恰是新高考试图改变的。(参见:八省(市)公布新高考方案 第三批试点陆续调整)
多项旨在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偏离应有之义。北京大学退档河南国家专项计划考生的风波,已经显现了人才选拔“公平”和“择优”两大原则之间的紧张。以教育公平为目的的贫困生专项计划,实践中却使县域间高中教育质量的差距逐步拉大,甚至带来了新的“超级中学”问题。(参见:记者手记|北大纠错补录退档生 背后暗战激烈;逆袭清北不止靠分数:一所贫困县中学的秘诀)
教育界“校内”风波不断,“校外”也不安宁。40余万补习机构中约27万被责令整顿。行业出清加速。而专项整治行动的战火,从线下机构烧到线上,国家对在线教育的规范信号开始明确。(参见:教育部等六部门规范在线培训 新东方在线大涨)
但补习“双巨头”日子并不安稳。2019财年至今,新东方(NYSE:EDU)、好未来(NYSE:TAL)而言,净利润增幅有所下滑,均出现了公司上市以来最大亏损额的局面。(参见:好未来9年来首现亏损 补习双巨头今年日子都不好过)而头部企业布局补习生意下沉至低线地区之时,中小型补习机构遭受新一轮的市场洗牌。(参见:补习巨头下沉)
资本市场寒冬之时,教育企业融资难更加明显。过去几年教育行业的高估值和高泡沫需要再消化,2019年来资本对待新项目更加审慎,项目融资周期普遍拉长。(记者手记|资本寒冬持续,投资人看好哪类教育项目?)另一方面,获客成本高企,巨额的营销费用导致大部分在线教育机构深陷持续亏损的“魔咒”,“烧钱”之后,能否力挽狂澜及时转型,遏制不断扩大的亏损面,成为众多在线教育机构的关键考验。(参见:新东方在线上市首年报亏 K12业务加速扩张)
全国培训机构跑路事件频发。国内成人英语培训三大巨头之一的韦博英语“倒下”,成为2019年来培训机构集体暴雷的缩影(参见:成人英语培训巨头坠落 曾苦盼融资续命)。成千上万甚至上亿巨额预付款被吞没,大量消费者维权无门。(参见:特稿|“太傻留学”危机波及上市公司,学生一地鸡毛;特稿|又一家补习机构跑路,广州数百家长损失惨重)。全国多地相继出台专门整治“预收款”文件,加强对机构资金链监管。(参见:北京拟规范预付式消费:培训、健身机构一次性收费不超过3个月)但监管政策能否真正落实尚需观察。
校园内外,教育的意义在这一年反复受到追问。它不仅仅是关乎知识的学习,更需要关注的是人格的养成。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至关重要,却又常受漠视。校园伤害乃至血案仍为这一年的记忆留下阴影。江西上饶小学命案中,9岁男孩被夺去生命,两个家庭的创伤至今无法弥合。(参见:记者手记|江西上饶小学命案未了局)2019年全国多地密集曝出若干起猥亵、性侵儿童案,引发公众愤怒。呼吁严惩施害者的声音背后,是受害者维权艰难。(参见:董事长猥亵女童只是冰山一角 受害者不能放心报案)
随着数起恶性案件曝出,对于未成年人的惩戒问题,舆论渐趋分化。大连10岁女童遇害,施害少年未满14岁不担刑责,引发社会对刑事责任年龄的激烈声讨。而不少法律界人士坚持,“降低刑事责任年龄”的想法过于片面激进,对罪错未成年人应秉持“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”的原则。(参见:两种声音孰是孰非:未成年人违法应该从重判决吗)
多项法律空白和法规缺陷,让事关3亿未成年人的权益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的修订备受瞩目。其中一大亮点,是新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章节,以应对日益频发的网络侵害。(参见:三成曾遇违法不良信息,1.69亿未成年网民如何保护?;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提速 进一步明晰企业责任)新法能否真正贯彻“儿童利益优先”的原则,以“保护权利”作为“惩戒犯罪”的前提,让未成年人问题有法可依?有待时间检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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